费陀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写城市下层平民和罪犯心理的能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深刻的基督教思想的作家。其远祖是立陶宛的古老贵族。他的祖父是一位神职人员。他的父亲米哈依尔·安德烈耶维奇是莫斯科一家贫民医院的医生,1828年获得贵族称号,1831——1832年间得到一笔不大的产业。其父生性专制暴虐,在庄园对农奴十分残酷,结果于1839年被农奴杀死。他的母亲玛丽娅·费特罗夫娜对宗教有一种狂热的虔诚,死于1837年。哥哥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长他一岁,兄弟二人,情投意合,曾在一起学习、创作、办刊物。
183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莫斯科私人寄宿学校,1838年,转入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彼得堡工程制图部门工作。后辞去工作,专事文学创作。1845年5月,经别人引荐,他结识了当时俄国着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受到他们的鼓励和影响,发表了第一部小说《穷人》。这期间,他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傅立叶的学说,于1847年参加了醉心于空想主义学说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1849年4月23日,他和小组的30多位成员举行秘密集会,他在会上朗读了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一封信。结果,他和其他成员一起被沙皇宪兵逮捕,罪名是企图推翻现存的法律和破坏国家秩序。他们一起被关押在彼得堡罗要塞,于1849年12月22日,被判处绞刑,就在行刑前几分钟,传来沙皇把死刑改判为苦役的命令。这次死亡惊吓对他精神刺激很大,成为日后摆脱不掉的阴影。他在鄂木斯克要塞服了4年苦役,在塞密巴拉廷斯克服了5年半军役,最后被晋升为少尉。1857年4月,他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其他成员一起被获准恢复贵族的权利,同时,也恢复了发表作品的权利。1859年12月,在其好友的极力斡旋下,他重返彼得堡,又开始了公开的文学活动。他曾于1862年、1865年、1867年三度出国,到过德国、奥地利、法国、瑞士、意大利、英国等地,其中最后一次出国,在国外呆了4年,并在德国着名赌城、温泉疗养地狂赌,这使他的癫病病进一步加重。
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文学创作上,同时,他也曾主编过自办的刊物《时代》,和保守的梅谢尔斯基公爵出版帝制派刊物《公民》。1879年至1880年,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投入到了他的宏伟巨着《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创作中。小说的第一部陆续发表在《俄罗斯通报》杂志上,第二部没来得及写,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于1881年1月28日逝世,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进人正规学校读书以前,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父母任老师,家教严厉,这对他的智力开发很有好处。他在12岁以前,就读完了《司各特全集》,这对他以后走上文学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他自幼患有癫痫病。在他流放西伯利亚期间,恶劣的生活条件和沉重的精神负担。使他的病频繁发作,这种病折磨了他一生。由于患病,他变得比正常人敏感严肃,而且对任何事情都非常真诚执着,达到几近疯狂的地步。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时代,正值俄罗斯农奴制改革前后,资本主义的侵入使俄罗斯农民和城市平民生活更加贫困。他少年时代生活在彼得堡,也曾到父亲在图拉省的农庄里度过假,因此,他对彼得堡下层贫民和俄罗斯农民的生活都有所了解。特别是城市贫民的生活一直困扰着他,而他也穷愁潦倒,经常为贫困所扰。他涉身其间,对他们非常了解、关注。贫困、酗酒、卖淫、犯罪,使他触目惊心,他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为俄国寻找一条出路,消除罪恶与不幸。他开始接触一些民主主义者,如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但很快又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并且参加了着名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
西伯利亚的苦役生活,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亲身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同时他也接触了许许多多的政治犯和刑事犯,从他们身上,他看到了暴力的可怕。他认识到,在俄罗斯这块具有悠久的宗教传统的土地上,不能像法国大革命一样采用暴力改变现实。暴力行为违反人性,背离了上帝的法则,不仅不能铲除罪恶,还会造成更大的犯罪。人的犯罪,邪恶的产生,乃至一切不幸,根本原因在于忘记了上帝,道德沦丧,所以,必须从心灵深处唤醒人的道德意识,重归上帝怀抱,这样就能实现普遍仁爱的谐和世界的理想。这是俄罗斯的出路,也是整个世界获得新生的必由之路。他呼唤俄罗斯人民接受上帝安排的这个世界,忍受苦难,达官贵人和阔佬们放弃盘剥,更多地关心人民,彼此真诚相处,灵魂得到复活。这就是他的所谓的“土壤派”理论。他关心人民即“小人物”的不幸,嫉恶如仇,终生不渝。在初期,他更多地表现了对下层人民痛苦的哀怜、同情,铭心刻骨,然而无奈。他关注犯罪问题,因为他害怕不幸的俄罗斯人民通过暴力改变现实,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条歧途,他要为俄罗斯指导一条通往上帝的路,一条真正光明的道路。
他的这种思想,带有浓厚的宗教博爱理想特色,但在现实中却显得软弱、苍白,不切实际,它永远是一个遥远的彼岸。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思想,他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们才离得越来越远,才得到了保守的宗教贵族集团的支持。但实际上,他又和他们貌合神离。他是一个很难被人理解的、孤独的天才。另外,死亡的恐惧和生活的磨难,似乎消磨了他的意志,改变了他的信念,其实,在内心深处,他对信念的执着、意志的坚定并没有丝毫改变,只是在理论上作了调整。他面孔冷峻,疾病使他嘴唇不停地抖动,但眼神坚定、顽强、甚至疯狂。
另外,他父亲为人专制暴虐,而母亲则温和虔诚,因此,对他形成一种像弗洛依德在分析其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所说的“俄底浦斯情绪”,也有一定的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的俄国是和托尔斯泰并称的伟大作家,“是被托尔斯泰高峰挡住的更高峰”。但就其深刻的思想内容、无与伦比的震撼人心的艺术洞察力和表现力、对世界产生历久不衰的影响的广度与深度而言,他在整个俄罗斯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最有才华的作家,同时也是最复杂的现象。他表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城市生活,特别是生活在下层的各种小人物的生活。贫困不幸、犯罪、上帝是他作品内容的核心。他把战场设在人的心灵深处,表现人的道德感的交战。因为他要解决的是人的道德问题。
他在创作初期,基本采用传统的写实主义手法。后来,越来越多地表现人的精神世界。他把人的精神作为客体直接加以描写,写人的梦幻、直觉、病态的情感,具有现代主义的心理表现特征。越到后期,传统的现实主义就越不能满足他的要求,甚至成了他表达的一种障碍,他不惜一切地加以创造,调动一切可以为他所用的表现手段。《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所描写的人物、环境,都尽可能地抽掉了外在的现实特征和联系,具有浓厚的象征主义和寓言色彩。整个来讲,现实主义仍还是他一生都没有摆脱的基本框架和模式。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同时也具有强烈的神秘主义和宗教气息。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变体。
俄国着名文学理论家巴赫金在《关于一书的修改》一文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三大发现:①思想观念成了艺术描写的主要成份;②创造了人物形象的全新结构,主人公的意识不为作家的框架所限,和作家具有平等地位;③小说的全面对话性。后两个方面是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所指出并详尽论述的“复调结构”。作家和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像乐曲中的不同声部,互相对话,共同奏成交响曲。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作品是中篇小说《穷人》。小说以书信的形式,写了彼得堡小官吏马卡尔·杰武什金和孤女瓦尔瓦拉·杜勃洛谢洛娃的交往和他们的情感。杰武什金是被生活压垮了的小人物,可怜虫。他在政府机关里,不停地抄写,仍然生活困苦,蜷缩在彼得堡贫民窟的一个角落里。他狼琐、顺从、屈辱、默默无闻。没有人爱他,也没有人需要他的爱。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孤女瓦尔瓦拉,他把她救出青楼。他把所有的爱都投入到瓦尔瓦拉身上,瓦尔瓦拉也处处关心他,安慰他。他的生命为之一振。不久,瓦尔瓦拉为生活所迫,嫁给了曾玩弄过她的地主贝科夫。杰武什金的生命支柱垮了。在这篇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生动细致地描写了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感,对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表现出深切同情,这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调。这部小说的发表,得到别林斯基等人的高度赞扬。
1845年夏开始创作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同貌人》1846年2月发表在《祖国纪事》上。九等文官戈利亚德金生性怯懦,逆来顺受,在官场中有一种危机感,他恐惧、怀疑,发展到病态。他有时也有自尊,幻想着当大官或做达官贵人的乘龙快婿。最后他的精神分裂了,出现了一位与他同貌的怪客,这位怪客卑鄙、狡猾、无耻,处处与他相对,这样,戈利亚德金的妄想狂日益加重,他最后进了疯人院。这部小说写的虽仍是小人物的卑微顺从,但又具有了自尊与反抗的新特点。《同貌人》通过同貌人揭示了人的灵魂深处人的性格的两重性,并表现了人的异化现象。小说注重对人的复杂精神世界的表现,并对许多病态的心理、人格分裂、幻觉等作了深刻的描写,这是他以后创作发展的一个起点,是以后许许多多作品的题辞。
在这一时期还有小说《普罗哈尔钦先生》、《白夜》(1848年j等。短篇小说《白夜》写的是主人公“我”和一个少女娜斯晶卡在彼得堡夏至的白夜期间四个夜晚的交往。“我”是一个因为对生活失望厌倦靠梦想过日子的人,是一个软体的中性动物,像蜗牛、乌龟,不是人。因为碰上等待情人的娜斯晶卡,“我”给她以帮助和安慰,并爱上了这个年轻姑娘,才感到了真正的存在。最后,娜斯晶卡终于等到了自己的未婚夫,重回情人的怀抱。“我”手里拿着娜斯晶卡表示遗憾的信,眼中流出眼泪、但是这整整一段幸福的时光,对“我”的一生来说还嫌短吗?小说缠绵忧伤,并带有神秘色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独具韵致,是难得的佳作。
流放西伯利亚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活动中断了。重获自由以后,他发表了几部中篇小说:《叔叔的梦》、《斯杰潘科契沃村》等。1861年,他和其兄米哈伊尔创办了月刊《时报》,他的长篇小说《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便发表在该刊物上,这是他重返文坛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主题和4D年代的作品一脉相承。作者写小人物的苦难,同时又宣扬忍耐t宽恕、顺从的宗教思想。1861一1862年,他创作了《死屋手记》,并发表在1864年的《时代》杂志上。《死屋手记》写苦役犯们可怕的处境和精神状态。另外一部长篇小说《地下室手记》带有论战性,它是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腼创作的。作品中的“地下人”内心卑鄙、狠毒、自私,具有存在主义的一些思想特征,作者以此来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中表现的人物和社会。
1865年他创作了另一部长篇小说《赌徒》。为此,他请了一个速记员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斯尼特金娜,她后来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个妻子。《赌徒》是作者根据自己在德国的赌博经验写成的,小说深刻生动地描写了赌徒的复杂心理。
这一时期创作的长篇小说还有《白痴》、《群魔》。《少年》由涅克拉索夫主编的《祖国纪事》发表,这标志着二人恢复关系。1877年,涅克拉索夫逝世,陀思妥耶夫斯基致悼词。
《白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他曾说过,他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是为了塑造一个“正面的优秀人物”,这就是作品中的主人公梅思金公爵。梅思金公爵出身贵族,父母早逝,从小得癫痫病在瑞士山村疗养。保护人死了以后,他被迫回国。他不谙世事,对当时社会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个“白痴”。但是,他心地纯真,善良,有仁爱精神,像一个“基督”。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娜思泰谢·费里帕夫娜是一个孤女,从小被荒淫的富豪托慈基培养成风流美人,作为自己的情妇。当托慈基要结婚时,她就成为托慈基的障碍。托慈基和新贵叶潘钦将军达成协议,以7万5千卢布的代价让将军的秘书笳纳娶娜思泰谢,自己娶将军的女儿。阔少罗果静迷恋娜思泰谢的美貌,以10万卢布让笳纳把娜思泰谢卖给他。娜思泰谢不满自己被愚弄、被买卖的地位,在生日宴会上,毅然把罗果静带来的10万卢布扔进燃烧着的壁炉中。而在此时,梅思金公爵提出没有任何代价的求婚。娜思泰谢深爱善良的公爵,但怕自己会给公爵在上流社会带来麻烦,所以在公爵和罗果静之间徘徊不定。公爵爱着叶潘钦将军的小女儿阿格拉耶,但怕自己和阿格拉耶结婚,会使娜思泰谢彻底沦落,所以牺牲了自己和阿格拉耶的婚姻。最后,当公爵和娜思泰谢定婚时,疯狂的罗果静杀死了娜思泰谢,梅思金公爵深受刺激,旧病复发,成了白痴,再次出国治病。这部小说写的是善与恶的斗争,写在以金钱、权势为代表的邪恶势力的压迫下,人怎样保持纯朴善良的本性并与之抗争。善虽然失败了,但梅思金和娜思泰谢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人的道德的善良的光彩,是遮挡不住的,这是作家写作的真正目的。失败的结果,表现了作家清醒的现实主义。
《群魔》被西方公认为和《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并称的陀氏四大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以巴枯宁的信徒涅恰耶夫所搞的恐怖活动为情节基础,意在指责19世纪中期俄国的形形色色的革命派,也包括屠格涅夫这样的自由派。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所有的革命派都没有宗教信仰和高尚的道德原则,他们只有卑鄙的自尊心、冒险性和犯罪天性,他们所指引的道路,是人类的歧途和灾难。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非常恐惧、愤恨。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创作的总结,小说突出集中地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类存在的哲理思考。创作于1878年7月一1880年10月间,发表在《俄罗斯通报》上。
小说情节的来源是俄国一个青年军官的弑父案。但据弗洛依德分析,从深层的精神世界来看,它根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弑父恋母情结”,即“俄底浦斯情结”,并因此认为该小说和《俄底浦斯王》、《哈姆雷特》是人类文学史上三大名着。
《卡拉马佐夫兄弟》写作者虚构的外省小城斯科托普里戈尼斯克卡拉马佐夫一家父子围绕金钱、女人而产生的激烈斗争。老卡拉马佐夫贪婪吝啬,荒淫无耻,毫无道德,是人性恶的代表,最后被杀。长子德米特里,放荡不羁,但真诚坦率,没有完全放弃对上帝的信仰。他的心灵是上帝与魔鬼交战的战场,他虽有杀父愿望,但天’良未灭,最后,心灵得救。次于伊凡是个学者,他不信上帝,认为没有上帝,也无所谓灵魂不死,因而一切都是可以允许的。表面看来,他温文儒雅,没有在父兄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贪婪放荡的“卡拉马佐夫气质”,但在精神世界的深处,他是卡氏气质的真正继承者。因为他不信上帝,而且在实际行动中,他也参与了对家产、女人的争夺,他还教唆斯麦尔佳科夫杀死了父亲,只不过他这一切都做得非常隐蔽。最后,因为受到良心的谴责而发疯。斯麦尔佳科夫,是老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自私,阴险,狠毒,受伊凡的影响不信上帝,最后杀死父亲。事情败露,自缢身亡。三子阿辽沙,是作者塑造的理想人物,他笃信上帝,纯洁,善良,为家庭纠纷,奔走调解,最后离开家乡,做了游方士,普救众生去了。
卡拉马佐夫一家,老卡拉马佐夫、伊凡和斯麦尔佳科夫是人性恶的代表,他们放弃信仰,自食恶果。德米特里是现实人性的代表,他因为没有放弃信仰而得救。阿辽沙是人性善的代表,他所指引的是人类的出路:忍耐,顺从,皈依上帝。虽性格单一,但具有理想的暖意和强度。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人类灵魂的搏斗,揭示了他眼中的整个人类社会现实的内在本质,并为人类指出了上帝安排的道路。这是崇高的理想,也是幻想。
《罪与罚》创作于1865——1866年,发表在《俄罗斯通报》上。
小说情节来源于彼得堡的一个大学生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案件。贫困不幸压迫得人们喘不过气来,酗酒、卖淫、盘剥、欺诈现象日益严重,面对这种现实,应该怎么办?是挺而走险,采用暴力改变它,还是接受上帝安排的这个世界,默默忍受一切,用对上帝的信仰战胜一切邪恶,通过自身灵魂的复活换得来世的幸福?这是当时俄国面!临的迫切问题,也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陀思妥耶夫斯基要通过这部小说来回答这个问题,同时对当时许多激进的革命派的用暴力改造社会的主张予以批驳。他认为,暴力行动违反了人性和上帝的法则,它不仅不能铲除罪恶,反而会带来更大的犯罪。而且,暴力犯罪能摧毁人的理性,使人变得疯狂。因此,暴力,陀思安耶夫斯基认为,决不是改变社会的手段,人类唯一的出路是皈依上帝。
为了表现这种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把视点放到彼得堡的贫民窟,以现实主义的细腻笔触描写这里的人们的贫困生活。这里有穷法科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和失去工作的小文官马尔美拉陀夫一家。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彼得堡念书,全靠孤苦的母亲和妹妹做工维持。妹妹在地主家里当家庭教师,经常受到地主的纠缠,最后迫于无奈和一个庸俗的中年律师订了婚。尽管如此,拉斯科尔尼科夫仍困顿窘迫,有半年多没到学校去了。他内心非常痛苦,陷入了复杂的精神活动中。他认为他有权采取暴力行动改变现状。在他看来,人分为两种:一种人是平凡的人,他们是繁衍同类的材料,他们只能顺从,循规蹈矩;一种人是天才和伟人,他们创造历史,推动世界的发展,因此,他们可以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现实,甚至踏出一条血路。他想试验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何况他要杀的,是人类的害虫、典当婆阿廖娜。可是,杀人以后,他内心陷入了深深的孤独之中,犯罪感折磨着他,使他发狂。马尔美拉陀夫内心痛苦,只能借酒浇愁。他的女儿索菲雅为了年幼的弟妹和患病的继母,默默忍受了一切苦难,做了一个妓女,献出了自己。拉斯科尔尼科夫无法忍受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接受了索菲雅的劝告,投案自首,用肉体的痛苦来换取心灵的平静。最后,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彻底抛弃了过去的理论,从虔信上帝的索菲雅身上看到人性的光彩,皈依了上帝,决心用顺从忍耐来对待这个世界,这样他的痛苦就彻底摆脱了。小说通过对彼得堡下层人民生活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人民痛苦不幸的深切同情和对地主、资产阶级罪恶的切齿痛恨,但同时他又反对通过暴力改变现实,主张忍耐、顺从、皈依上帝,以此建立一个和谐的新世界。他这种思想有虚妄、软弱的一面,当然也有对生活表现深刻坚实的一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为防止德军入侵,在其东北边境地区构筑了一道坚固的防线,这道防线以法国陆军部长A.L.R.马奇诺的姓氏命名,因此称为马其诺防线。
马其诺防线从1929年起开始建造,至1940年基本建成。防线主体有数百公里,由钢筋混凝土建造而成,十分坚固。
资料表明,马其诺防线的钢筋混凝土工事的顶盖厚达3.5米,装甲炮塔厚达300毫米,可抗击两发直接命中的420毫米炮弹。整个工程耗资达50亿法郎,土方工程量达1200万立方米。
希特勒上台后,对马其诺防线心存芥蒂,于是命令德国军事部门设计巨炮,以待将来德法开战时攻击这条坚固的防线。德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制造过巨炮,而且曾经威慑过当时的协约国法国的巴黎。因此,希特勒准备继续使用巨炮轰开马其诺防线。
那么,这种大炮到底有多大的威力呢?话还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说起。
1918年3月21日早晨,作为大后方的巴黎春意盎然,人们呼吸着新鲜空气,开始了新的一天。
尽管此时的法国仍然和德国进行着一场战争,但巴黎的市民们显得很安闲,因为战场距离这个美丽的首都还很远很远。
突然,一声刺耳的尖啸划过长空,紧接着震天动地的巨响从塞纳河畔传来。街上的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爆炸惊得不知所措,短暂的迟疑之后,人们四处寻找着防空洞,街上炸开了锅。
美丽的塞纳河畔长眠着法国的拿破仑,他的赫赫战功曾经为法国争得了统治欧洲大陆的荣誉,然而,此时此刻,巨大的爆炸声已经打破了拿破仑安睡之地的宁静,到底是什么武器这么厉害呢?
当天黄昏,法国的电台广播了这样一则消息:
敌人飞行员成功地从高空飞越法德边界,并攻击了巴黎。有多枚炸弹落地,造成多起伤亡……
可是,对于电台的说法,巴黎市民并不相信,因为他们既没有看到飞机,也没有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况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飞机投掷的炸弹一般不会产生如此强大的破坏力。
就在人们惊慌失措的时候,法国的特工在靠近法德边界发现了德国的一种远程大炮,并认定轰炸是从这里发起的。人们仍然对这条消息将信将疑。
不过,如果巴黎市民有兴趣来参观一下这种神秘大炮,就不会对它轰击百千米以外目标的能力产生怀疑了,因为它的炮管有36米长,整个系统全重375吨,发射的时候,它的炮弹先射到40千米的高空,到达同温层,以1000米每秒的速度在同温层里飞行100千米,然后再降低高度进入对流层,最后击中目标,整个飞行过程和一枚弹道导弹差不多。它的理论最大射程是120千米,但在实际使用中,射程达到了131千米。
德军轰击巴黎时的炮兵阵地,距离巴黎市区远达120千米。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巴黎大炮”。
实践证明,在巴黎市区落下一枚炮弹,抵得上在前线落下成百上千枚,因为这些巨大的爆炸声会严重挫伤法国人民的斗志——连首都都不安全,还有哪里是安全的?
当时,德国的军火公司共制造出了7门“巴黎大炮”,但只有3门用于战斗中。到1918年8月,“巴黎大炮”共向巴黎射出了367发炮弹,但它的准头似乎不太好。
“巴黎大炮”的底座加装了专门设计的特殊的轮子,故其能够运用铁路系统快速移转阵地,这也让“巴黎大炮”成为列车炮的族系中第一个能够拥有超长程打击火力的一员。尽管“巴黎大炮”威风八面,但它仍无法挽救德国失败的命运。
随着战场形势急转直下,为了防止“巴黎大炮”落入敌人手中,德军不仅破坏了其设计图纸,而且将这三门大炮拖回工厂重新投入熔炉。如此一来,“巴黎大炮”虽一鸣惊人,但却只是昙花一现,留给后人的只是几张黑白照片和无尽的想象。
现在,希特勒要重新制造巨炮,纳粹党立即又找到了当年承担建造巨炮任务的厂商克虏伯兵工厂,命令他们立即启动建造计划。希特勒甚至向德国工程师发布一道命令,要求他们设计出一种“可以穿透一米厚钢、7米厚混凝土、30米深泥土的超级炮弹”。
1935年开始,经过7年的努力,又一种超级巨炮诞生了,它有着800毫米的口径,足以让一名士兵毫不费力地蹲在炮管里。为了纪念克虏伯兵工厂的创始人古斯塔夫·克虏伯,希特勒给这种炮命名为“古斯塔夫”,而设计师穆拉为纪念自己的妻子,将巨炮命名为“多拉”,德国士兵们则喜欢叫它“大多拉”炮。
1942年春天,多拉大炮要进行试射。希特勒和几位高级将领,乘坐着火车专列兴致勃勃地赶到戒备森严的鲁根沃尔德靶场。中午,发射了第一发混凝土破坏弹,弹头3000多千克,射程达26千米。下午,又发射了一枚4000多千克的榴弹,射程达47千米。希特勒对此庞然大物十分满意。
验收以后,巨炮以700万马克的高价被军方购买。虽然价格高昂,但绝对是物有所值。这家伙的炮管长达32米,在战斗状态下火炮全长达53米,高12米,全重1488吨。炮弹也大得惊人,其中标准榴弹丸重4.81吨,用于破坏混凝土掩蔽部的弹丸则重达7.1吨,内装200千克炸药,它的威力足以击穿3千米以外厚度为850毫米的混凝土墙。
这样的庞然大物在装配、运输和射击试验时遇到极大困难。仅就运输而言,需要首先把各部件卸下来分别装车,运炮车与两层楼的楼房相当。整座大炮及所需的弹药需动用60节车皮。
而且,由于炮身过宽,标准宽度的铁路无法运输,需要专门铺设特制的轨道。
在试验弹道性能时,装弹机还不太完善,只好用一台起重机把4吨重的炮弹吊送到炮身尾部,再用一辆轻型坦克把它猛地推撞到炮膛里。
为了把火炮运送到试验场,特地设计了3辆构造特别的巨型运输列车。沿途的桥梁无法承受这样大的重量,列车只好绕过很长的弯路行驶。
到达阵地后,先用两台巨型起重机吊装底座,然后安装炮架、炮管、装弹,全部工作由一名少将指挥1400余人奋战3个星期才能完成。
为了预防苏军飞机轰炸,阵地四周部署了高炮部队和警戒飞机,大量步兵、巡警和警犬在周围10千米内日夜巡逻。一旦发现敌机轰炸,立即由化学兵施放烟幕掩护。参加指挥、操作、警卫的总人数达到4000人以上。
希特勒对“古斯塔夫巨炮”寄予厚望,曾梦想靠它制造战争奇迹,但战争初期它却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
德军翼侧包围马其诺防线后,很快就迫使法国投降;希特勒本希望用“古斯塔夫巨炮”在直布罗陀海峡对付英国军队,但最后也没有派上用场。
直到1942年6月,“古斯塔夫巨炮”才找到不至于“大材小用”的场所——当德军进攻苏联的塞瓦斯托波尔市时,“古斯塔夫巨炮”真正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纳粹工程师后来又造出了另一门一模一样的“克隆炮”。然而,它还没怎么用于战斗,就在德军败退途中被自己人摧毁了,希特勒显然不想让它落入苏联人的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超级大炮,除了“多拉”之外,还有着名的卡尔炮,该炮口径为600毫米。
大炮由重达124吨的车体承载,为了运输方便,德军有时将“卡尔”挂上两个特制火车头作为铁路行进,最高时速只有10千米,由于它发射时震天动地的威力,卡尔炮也被称为“雷神之锤”。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河夫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后一位伟大作家。他是短篇小说艺术大师,也是出色的戏剧家。
契河夫于1860年卫月17日出生在俄国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的一个小商人家庭。他的祖父曾是农奴,性格顽强,热爱自由。父亲是小食品杂货店的老板,严厉而又多才多艺,有很高的艺术天赋,喜欢绘画和音乐。母亲性格温柔,心地善良。契河夫曾说:“我们的才能来自父亲,而我们的心灵来自母亲。”契河夫兄弟姊妹之间和睦友爱,充满亲情。
契河夫1867年进希腊人办的私立小学读书,1869年到塔甘罗格古典中学学习。这所中学是沙皇政府国民教育部的一所典范性学校,是为统治阶级培养奴仆的地方。学校各种规章制度十分严苛,学生的言行受到学监的监视,学校里告密成风,富有正义感的教员被赶出校门,因循守旧者得到重用。这段中学生活后来成为着名小说《套中人》的素材。
塔甘罗格景色秀丽,自古以来就负有“音乐之城”的美名。契河夫从小生活在艺术氛围中,他迷上了戏剧,并经常和弟兄们一起演戏,表现了他的戏剧才能。
1876年,契河夫家的店铺倒闭,全家迁往莫斯科,契河夫一人留在塔甘罗格中学读书,直到1879年毕业。这段时间契河夫不仅要靠做家庭教师维持学习生活,还要帮助在莫斯科陷于困境的家庭。他变卖了所有的家具什物,日子过得很苦。这是契河夫成长的重要阶段,他重视自我教育,培养对劳动的热爱,废寝忘食地读书。他读了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文学名着和一些外国小说。视野的扩大和知识的增加引导他思考和探索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他开始以一个未来作家的敏锐眼光和批判眼光观察社会。
1879年,契河夫遵从母亲的愿望考入了莫斯科大学医学系。他一向喜欢文学艺术,年底他写成了处女作《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1880年年初以“安托沙·契洪杰”为笔名在幽默刊物《蜻蜒》上发表,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1884年大学毕业后,契河夫一边行医一边进行文学创作。
契河夫早期创作与当时流行的专供市侩们消闲的滑稽小品截然不同,它们有较为丰富的内容和思想,能够在逗人发笑之余引人深思,显示出契诃夫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倾向以及独到的艺术风格。从题材和主题看,他早期的优秀作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嘲笑讽刺当时普遍存在的奴性心理和庸俗作风,揭露造成这种畸形现象的畸形社会。这类作品有《小公务员之死》、《老爷和小姐》、《普里希别叶夫中士)等。另一类作品描写了下层人民的痛苦和悲惨生活,揭示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酷无情。如《哀伤》、《万卡》、《歌女》等。;《小公务员之死》通过小公务员切尔维亚科夫由于对“大人物”的恐惧和奴才心理而惨死的悲剧,揭示出造成这种恐惧和奴才心理的原因是“大人物”长期奴役,反映了俄国警察制度的本质和社会现实的黑暗。
在《变色龙》中,契河夫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阿谀奉承、见风使舵、不讲是非、唯“大人物”是从的走狗形象。像奥楚蔑洛夫这样的走狗典型,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到处都是,他是沙皇警察制度的产物。和《变色龙》一样,《普里希别叶夫中士》又塑造了一个沙皇专制制度的忠实奴才,成为象征亚历山大三世反动时代的典型。
1885年以后,契河夫创作了很多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的悲剧因素明显地增加了,其讽刺幽默越来越深沉,表现了作家在文学道路上的不断探索。
《哀伤》和《苦恼》都是悲剧性小说,前者描写了旋工彼得罗夫可悲可怜的一生,充满了哀伤的情调。后者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穷困和孤独,老车夫姚纳想找个人诉说一下自己失去儿子的悲哀都办不到,最后只好对着自己的老马倾诉自己心中的苦恼。《万卡》则通过写信的方式倾诉了一个贫家儿童“比狗都不如”的悲苦境遇。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契河夫创作的中期。在这个期间,契河夫孜孜不倦地进行思想探索,认为文学家应该是“被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所约束的人”。他感到自己迫切需要形成完整的世界观,需要正确地理解生活,到生活的深处去。为此,他于1890年抱病到沙皇政府流放犯人的库页岛进行考察。他在岛上呆了三个月,访问了许多囚犯、移民和儿童,为他们所受的苦难、屈辱和刑罚悲愤不已。从库页岛回来后,他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救灾、治病、办学,为人民谋福利。在创作上,不断扩大题材范围,体裁和风格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他开始了中篇小说和戏剧的创作,作品主要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幽默讽刺的因素减少了,悲剧的成分增加了,并注重挖掘人物复杂的社会心理,加强了对社会的批判。主要作品有小说《乞丐》、《草原》、乏味的故事),《跳来跳去的女人》、《伊凡诺夫》、《求婚》等。此外,还有小说集《在黄昏》和长篇报告《萨哈林岛》。其中《在黄昏》于1888年获得了科学院颁发的普希金奖,《萨哈林岛》的发表在全国造成极大影响,狠狠打击了沙皇专制制度。
剧本《伊凡诺夫》塑造了一个知识分子形象。伊凡诺夫由热情奔放到幻灭绝望,最后以自杀结束自己的一生。这一形象代表了8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他的自杀象征了俄国当时一些政治派别的破产。
中篇小说《草原》描写一个9岁的男孩叶鲁希卡在旅行中的感觉和印象。小说没有中心情节,写景是作品的主要内容。但它绝非单纯写景,而是以“百科全书式”的草原风光为其广阔背景,反映由农奴制的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历史关头俄罗斯各阶层人物的状况,表达了作家对祖国未来的憧憬。小说充满了浓郁的、动人心弦的抒情意味,有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深摄的思想内容。它标志着契河夫的创作迈向了一个新阶段。
中篇小说《第六病室》是契河夫库页岛之行的艺术体现。小说写的是外省小城的庸俗的生活和第六病室发生的令人发指的故事。作家通过对格罗莫夫的病史和拉京被关进第六病室的过程的描述,猛烈地抨击了野蛮、残暴、黑暗的沙皇专制俄国。第六病室就是库页岛的牢房,就是沙皇俄国的缩影。在俄国,像格罗莫夫这样有头脑、爱思考、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被当作“疯子”遭受迫害,像拉京善良懦弱、消极逃避的人也同样逃脱不了被摧残的恶运。
90年代中期,契河夫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他多次住院治疗,出国疗养,但始终坚持创作,并参加一些社会活动。1900年,契河夫和托尔斯泰、柯罗连科同时当选为科学院文学部荣誉院士。1901年,契河夫与莫斯科艺术剧院着名演员克尼碧尔结婚。婚后他一直致力于戏剧改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未来仍有许许多多的计划和设想,他正在构思一部格调全新的剧本和一部长篇小说。1904年7月2日,契河夫在德国巴登韦勒疗养院病逝。7月9日遗体运回祖国。
从90年代中期到契河夫逝世,是契河夫创作活动的后期。这时期,俄国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契河夫意识到社会变革就在眼前,他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对落后的沙皇专制制度强烈不满。这时的小说和戏剧大都触及到重大的社会问题,艺术上更加成熟,创作进入高峰期。这时期重要的作品有小说《脖子上的安娜》、《农民》、在峡谷里),剧本《海鸥)、三姊妹》等。
小说《农民》展现了俄国农村的破败,农民的贫穷、愚昧、精神麻木和没有出路。《在峡谷里})暴露了俄国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獗和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道德堕落。
在《脖子上的安娜》、《醋栗》和《姚内奇》中,契河夫无情地鞭挞现实生活的庸俗和丑恶。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最后都堕落成为渺小、可怜而又可鄙的人。作品揭露了他们灵魂的毁灭及其社会原因,表明:这样的生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种强烈的呼声后来明显地表现在《套中人》和《新娘》中。《套中人》借讲故事人之口喊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啦!”而《新娘》中上层社会的少女娜嘉摆脱了家庭的小圈子,勇敢地走向新生活,实现了契河夫的进步理想。
作为戏剧改革者,契河夫这时期的戏剧创作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海鸥》是一部颇为别致的剧本。它描写了三个性格不同的艺术家的不同命运,通过他们不同的生活道路,批判了庸俗的生活态度和意志薄弱者,赞扬了女演员尼螂勇于面对艰难现实的不屈精神和不断追求的坚定信念。然而,受伤的海鸥要想战胜残酷的现实将是多么艰难!继《海鸥》之后的《万尼亚舅舅》和《三姊妹》,内容仍是在社会恶势力摧残下的知识分子生活,但里面却有了明朗乐观的色调,万尼亚舅舅已经觉醒,三姊妹虽然孤单、悲伤,但没有失去最主要的东西——对生活、对未来的信心。
《樱桃园》是契河夫最后一部剧作,通过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拍卖祖传樱桃园的故事,表现了俄国贵族阶级的没落、资产阶级的兴起、社会的动荡和作家对新生活的向往。在剧中,契河夫塑造了平民知识分子特罗菲莫夫和贵族拉涅夫斯卡雅的女儿安尼雅两个年轻人的形象。作家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呼出了自己的心声:“我们要开辟一个新的花园,比这个还要美丽。”“永别了,旧生活!”“欢迎你,新生活!”尽管作家对未来的认识还是朦胧的,但这声音充满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也是身患重病的作家在告别人世时发自肺腑的声音。《樱桃园》是一部既忧伤又欢快的剧本,它象征着俄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贵族庄园彻底崩溃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契河夫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具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他一生都向往民主,追求自由,是一个反对奴役制度,追求美好生活的现实主义大师。他能跟随时代步伐,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反映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和生活,通过创作探索人生的道路。他的作品暴露社会弊端,批评人民的缺点和不良习气,带有哀伤和灰暗的色彩。这正是他的责任心和道德感的表现。他觉得他有责任告诉人们应当怎样生活。他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大自然,沤歌正义,鞭挞丑恶,追求未来,乐观向上,这是他思想的主旋律,也是他创作的精髓。
契柯夫的作品善于以日常生活为题材,通过平凡的现象,揭示深刻的生活哲理,朴素无华,真实可信。其次,结构精巧,内涵丰富,发人深思。结尾常是开放性的,给读者创造广阔的想象空间。第三,风格独特。讽刺小说幽默辛辣,新颖活泼,短小精悍,笔意深远。社会心理小说抒情性浓郁,富于哲理,善于通过细节和言行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共同的特点是含蓄、朴素、简练,具有强烈而深沉的艺术魅力。第四,语言简洁明了,词汇丰富,比喻新鲜,富于节奏感。
契河夫又是新型戏剧的创造者。内容上,他暴露和鞭挞腐朽庸俗的社会生活,赞美人心灵的美好和对劳动的热爱,憧憬祖国的未来,改变了当时舞台戏剧空洞无物、庸俗无聊的状况。艺术上,契河夫大胆突破了死板陈旧的戏剧形式,创造了崭新的戏剧表现方法,他的戏剧已初露20世纪现代意识的端倪。首先,他不刻意追求戏剧高潮,而是把戏剧事件“平凡化”、“生活化”,从平凡的事物中揭示出深藏的、隐蔽的力量和它的戏剧性,使其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潜台词”。其次,契河夫戏剧的背景具有象征意义。他善于借助道具、布景、灯光和声响,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具有浓郁的抒情性。第三,契河夫戏剧中人与环境的冲突是主要的、永恒的,剧中的矛盾带有持续性。所以他的剧本没有标定的开端和明确的结尾,它就像生活的河流J;;流不息,没有止境。第四,契河夫的戏剧朴素无华,寓意深刻,既表现了生活的真实,又具有理想色彩。其语言优美、凝练而又富于哲理,对白极具个性化。
短篇小说《套中人》是契河夫的代表作。作品塑造了一个旧制度的卫道士、新事物的反对者的典型——中学希腊语教员别里科夫。这个典型形象是以作家中学时的学监季雅科诺夫为模特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俄国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十分严苛,沙皇政府为防止学生受到民主进步思潮的影响,用沉重的课业来压学生,同时派学监随时监视学生的品行。学校里拍马告密成风,弄得人人自危。《套中人》就取材于塔甘罗格中学的生活,因循守旧、暴戾成性的学监季雅科诺夫就成为别里科夫的原型。后来作者又接触过不少季雅科诺夫式的人物。在专制制度即将崩溃的9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着因循守旧和庸俗习气。在作家所接触的人中,的确有在晴天穿套鞋、带阳伞,总爱穿着竖起领子的厚大衣的“套中人”。别里科夫的形象在契河夫心中已孕育了20多年,它有深厚的生活基础。90年代,契河夫深感改造现实的必要,因而塑造了这一憎恨、拒绝新事物,阻挡社会前进的!日制度卫道士的典型。这个形象是80年代初期的普里希别叶夫中士艺术形象的进一步升华。
在小说中,作者充分揭露和抨击了别里科夫这种!日制度卫道士的反动性和危害性,他的两句口头禅:“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和“已经禁止,不许多说!”也正是这个时代的标志。同时,作者还反映了90年代出现的民主运动,塑造了善于思索的伊凡·伊凡内奇的形象。通过他,作者表露了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喊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啦!”契河夫以卓越的艺术形象向人们证明:别里科夫们的命运该结束了,俄国社会的变革就要到来。这种崭新的社会情绪是契河夫后期创作的一个宝贵特点和伟大之处。
《套中人》里的中心人物别里科夫是一个性格古怪、思想保守、多疑胆怯和自私虚伪的人。他害怕井屈从反动势力,反对一切新生事物。为了避免外来灾祸和保全自己,他尽可能与外部世界隔绝,即使在最晴朗的天气里外出,他也要穿上雨鞋,带上雨伞,穿上暖和的棉大衣,用黑眼镜挡住眼睛,用棉花堵住耳朵,坐上马车也要支起车篷。就是他的许多物品,如雨伞、表、小刀等也都装在各自的套子里。为了在政治上平安无事,别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一个套子里。他的口头禅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凡是政府禁止的事,他都一清二楚,凡是违反法令、脱离常规、不合规矩的事,虽然与他毫不相干,都惹得他闷闷不乐,动不动就向上司汇报。他从屈从反动派到适应反动派的需要,最后变成了沙皇统治的卫道士。别里科夫自私透顶的利已主义本质和令人厌恶的怯懦灵魂,使他成为一个胆小多疑和凶狠恶毒的双重性格的人。契河夫以较多的笔墨刻画了别里科夫性格中凶狠的一面。他经常用“纯粹套子式的论调”压得老师们透不过气来,就连校长也怕他。他甚至“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15年”!“全城都受他辖制呢”!
在作品中,契河夫还通过别里科夫的婚事进一步揭示他的性格特征。别里科夫在人们的怂恿下终于产生了应该结婚的念头,而结婚的念头不仅没使别里科夫振奋,反而使他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他怕尽义务,怕负责任,怕惹出麻烦来。这种自私和怯懦使他丧失了普通人的品格和追求,最后可悲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别里科夫的形象具有深刻的批判意义和认识价值。作家在这个典型里概括了那些由自私、怯懦、丧失人格,屈从反动势力,进而堕落成为反动势力帮凶的人们的一般特征。透过这个形象,我们既看到了沙皇统治的残酷,也看到了一些知识分子的自私、软弱和妥协性,还看到了俄国社会必须改造的迫切性。在作品结尾,契河夫通过伊凡·伊凡内奇大声疾呼:“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啦!”这是贯穿于契河夫许多作品中的呼声,表现了他彻底埋葬旧生活的愿望和对新生活的呼唤。
《套中人》充分体现了契河夫短篇小说的特色。
第一,小说结构精巧,采用了故事套故事的结构方式。主要的故事情节是以作品中人物讲故事的方式叙述出来的,并通过讲故事的人对别里科夫进行抨击,显得更加真实、生动。
第二,夸张和讽刺的妙用。作者运用漫画式的夸张和幽默讽刺的手法塑造别里科夫的形象,使读者对这个人物的外表、装束、语言行动、生活习惯、精神状态感到既滑稽可笑,又可增可恨。
第三,语言简洁生动,富于个性化。契河夫以简洁生动的语言描述了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两个猎人的肖像和性格特征,生动地勾画了两个猎人月夜闲谈的环境,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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