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混战之初,曹操“众寡粮单”。兵少,尚可招募;粮单,则军队越多,越养不起。曹操早时因处于内线作战,没有时间和条件今军士屯垦。及打败汝颖黄巾军以后,始得在许下兴办民屯。有力地支持了战争,成为曹操所以能变弱为强的重要因素之一。三国分立局面形成以后,曹魏于与吴、蜀交界地区屯驻重兵,粮食需求量甚多,于是军屯乃应运而生。

德国法西斯灭亡、欧战结束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在亚洲、太平洋战场,盟军已占领琉球岛和冲绳岛,并在亚洲大陆各战场发起了反攻,对日本法西斯的作战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此时,在主要同盟国苏联与美、英之间,美、英、法三国之间,原已存在的矛盾日益表面化,而且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
而如何分享战争的胜利果实,如何使世界和平的安排对自己有利等问题,成了美国、英国和苏联几个大国特别关注的问题,迫切需要主要同盟国首脑再次聚会协商,予以适当调整和解决。
为此,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以及三国的外长、参谋长和顾问等,于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德国柏林西南的波茨坦举行会议,就一些共同关心和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的第三次三国首脑会议,即波茨坦会议,又称“柏林会议”。罗斯福已于4月12日因脑出血逝世,杜鲁门第一次代表美国参加会议。会议进行期间正值英国大选,因此,丘吉尔于7月25日返回英国等候大选结果。由于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丘吉尔下台,新任英国工党首相艾德礼偕新外长贝文于7月28日参加了最后几天的会议。会议通过了两个主要文件,一是《波茨坦会议公报》;二是《波茨坦会议议定书》。两个文件都由斯大林、杜鲁门和艾德礼分别代表苏、美、英三国政府签署。
当时只发表了包括14项内容的公报。议定书则有21项,内容比公报多。
此外,会议期间还发表了《美中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三国政府首脑就成立苏、美、英、中、法五国外长会议进行缔结和约的准备工作、在盟国管制期关于处置德国的政治及经济原则、德国的赔偿、德国舰队和商船的处置;对待意大利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的政策;波兰西部疆界,控制黑海海峡,柯尼斯堡地区的归属问题,以及对战败国某些领土的“委任统治权”等,都载明在三国政府首脑的《波茨坦会议议定书》里。
8月1日签署的这个议定书是苏、美、英三国在波茨坦会议期间达成协议的最后结果,为战后处置德国和欧洲问题打下了初步基础。
波茨坦会议还着重讨论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有关对日本的战后处置方针问题。
在日本投降条件问题上,美国政府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派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态度,要求总统以原子弹作为对日本军事行动的基础;一派主张放弃无条件投降要求。
本来,美方估计彻底打败日军要牺牲100万人,美军要到1945年11月在九州登陆;如果失利,要到1946年春才能在本州登陆;美军仍至少牺牲30万人,而且基点是苏军在美军进入日本本土前参战,以牵制关东军;如果关东军能撤回日本,美军伤亡将会增加更多。因此,杜鲁门直言不讳:
我去波茨坦有很多原因。但是,在我的思想里,最迫切的是得到斯大林个人重申参加对日作战的决心,这是我们的军事领袖最急于要得到的。
德国法西斯投降后,太平洋战局对盟国越来越有利,力主对日本放弃无条件投降要求的美国副国务卿格鲁,于1945年5月下旬向杜鲁门总统及陆军参谋长马歇尔、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意是在苏联对日作战前,向日本政府提出一项和平解决办法。
具体而言,就是让日本人得到某种暗示,在日本投降之后,日本国将被允许自己治理自己。
6月13日,杜鲁门政府在白宫举行会议,再次讨论对日战略,确定以不明显的方式修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原则,企图用这一“妥协”诱使日本早日投降。
最后,杜鲁门采纳了国务卿贝尔纳斯等人的主张,决定在发表的《波茨坦公告》中不涉及日本天皇制问题,这就暗示美国政府有保留日本天皇制的意向。
《波茨坦公告》的文本是美国国务院起草的,在讲到战后日本政体时,原文曾写有“可以包括现今皇统之下的立宪君主制”,但在《波茨坦公告》发表时被删去了。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正式发表了《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法西斯立即投降。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也正式加入公告。
《波茨坦公告》表达了反法西斯各国政府和人民团结协力、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者、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心,对日暮途穷的日本法西斯是一个沉重打击。

人们一提到三国时的屯田,就说:“吴不如魏,蜀不如吴”。实际,这话也未必很中肯,无论从封建统治者所花费的心思、难度和效果看,蜀汉的屯田都未必不如魏、吴。刘备在时,常征伐在外,诸葛亮镇守成都,足食足兵。刘禅继位,事无大小皆由诸葛亮做主。后主建兴十二年亮死后,蒋琬、费祎相继执政,都遵守诸葛亮的成规行事,后主延熙十六年费祎遇刺身死,此后至蜀亡也只剩下十年,掌握军国权柄者,尚有大将军姜维及尚书令董厥、樊建等人,均为诸葛亮生前精心培养者。只因刘禅昏暗,晚年政治受到宦官黄皓干扰,至于衰败不振。由于以上情况,谈论蜀汉屯田便不能不集中研究诸葛亮对屯田及农战等的态度和具体措施。

《晋书》卷26《食货志》载东晋初年应詹给晋元帝上表言曹操“于征伐之中,分带甲之士,随宜开垦,放下不甚劳,而大功克举。”这个材料为史家所常引用。但操分兵屯田的情况如何?曹魏军屯究竟从何时开始?应詹均未讲清楚。《晋书》卷1
《宣帝纪》言:

尽人皆知,诸葛亮出来辅佐刘备,乃“受任于败军之际”,后来亮病死于渭滨前线,也是在两军对峙之时,所以诸葛亮一生事业,一直与战争相始终。亮之平生素志乃是为了给刘备父子重建刘汉政权,进而统一中国,其任务可谓至艰至巨。其一生所筹划经营的也以务农运粮和练乒作战为主,非战无以达其宿愿,不重视农业生产与军事运输就不能支持其以弱攻强的战争。从亮之治国行军措施看,他不仅多次进行北伐,而且在每次出征之前,都致力于务农殖谷,令军民衣食足而后用之。

迁为军司马,言于魏武曰:“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纳之,于是务农积谷,国用丰赡。

建安十三年,刘备收荆州江南四郡,始有一块立足之地,他使亮“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从司马懿的话来看,好似在他提出施行“且耕且守”的建议以前,尚未办过军屯。按司马懿在操手下作军司马在建安二十四年,即操临死前一年,这样,就是操立即将司马懿的建议付诸施行,也不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使得“国用丰赡”。前已叙及,夏侯惇领陈留、济阴太守时,曾“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这个措施倒是具体而可信的,但属于个别将领临时劝耕性质,也未足视为曹魏即已正式兴办了军屯。又如《三国志》卷15《刘馥传》的记述:

蜀章武二年,刘备伐吴,大败于猇亭,次年备死,亮辅政,“务农殖谷,闭关息民”。

太祖方有袁绍之难,谓馥可任以东南之事,遂表为扬州刺史,馥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于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竭,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草苫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建安十三年卒。

后主建兴三年,亮南征四郡,“军资所出,国以富饶”。

刘馥以扬州刺史召集流民,广为屯田,显然搞的是民屯。只因地近强敌,不能不积极防御,故军事色彩较为浓厚。《三国志》卷16《仓慈传》言:“建安中,太祖开募屯田于淮南,以慈为绥集都尉”。既以“绥集”名官,即寓有保民绥边之意。《三国志》卷54《吕蒙传》言曹操“使庐江谢奇为蕲春典农,屯皖田乡,数为边寇”;同传又言曹操所置庐江太守朱光“屯皖,大开稻田”,为吕蒙所攻禽,庐江亦失守。从以上事实看,魏在与吴交界地区开办民屯是不安全的,只有令驻军兼办军屯,才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长策。司马懿后来向操建策举办军屯,当亦有鉴于此而发。

建兴五年,亮率诸军出屯汉中,从此至亮死,他的主要任务是出师北伐和劝农积谷。他的事业固然建筑在役使农民当兵纳粮的基础上,但他先农后战的政策也是昭然若揭的。实际上,亮搞军士屯田早已开始了。如《水经注》卷27《沔水上》说:

据《三国志》卷13《王朗传》注引《魏名臣奏》载王朗上曹丕奏曰:

亮与兄谨书云:“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顷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

旧时……有警而后募兵,军行而后运粮,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务营佃,不修器械,无有贮聚,一隅驰羽檄,则三面并荒扰,此亦汉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当今华夏已安,而巴蜀在划外,虽未可偃武而弢甲,放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丰,遂寄军政于农事。吏士小大,并勤稼穑,止则成井里于广野,动则成校队于六军,省其暴徭,赡其衣食。

建兴六年春,亮第一次北伐,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前锋马谡败于街亭,赵云、邓芝亦失利于箕谷。故赵云退军时,不得不烧坏赤崖以北阁道。至次年,赵云即逝世。故知赤崖屯田系于诸葛亮出屯汉中后不久,即已兴办。《通鉴》胡注云:“赤崖即赤岸,蜀置库于此,以储军资”。这几句话表明,屯田之地,往往设置粮库,反过来说,有粮库之地,也往往是屯田区。赤岸在今陕西留坝东北褒水西岸,往北距魏境之散关已不很远,故诸葛亮选择为屯田地点之一。汉中地区土质肥沃,气候温暖,雨量充沛,物产富饶,自然条件之优越,虽略逊于蜀郡,并不下于魏之淮河两岸。从蜀往汉中运送军粮,需翻高山,越峻岭,远远不如在汉中就地屯田。但当刘备从曹操手中夺得汉中时,汉中人户已被曹操及其将领迁走很多,故史称刘备得汉中,只“得地而不得民”。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如想在汉中募民屯田,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在汉中盆地和通往魏国的用兵要道兴办军士屯田。诸葛亮北伐,动用的兵力达十万以上,而从事转运粮草物资的兵民又要兼倍于此。所以诸葛亮在汉中地区兴办的屯田地点,必然不在少数。《三国志》卷33《后主传》载:蜀后主建兴十年,“亮休士劝农于黄沙,作流马木牛毕,教兵讲武”。黄沙在今陕西勉县东、褒城南,当褒水流入汉水处。史既言亮在黄沙休士劝农,则黄沙为军士屯田之要地,且屯田规模亦必甚大,故陈寿于《后主传》叙及。在亮北驻汉中的六七年中,除了屯田、练乒、修桥、筑路、制造运输工具木牛、流马以外,还建造了存贮粮谷的斜谷邸阁,集粮于斜谷口。为了弥补运粮的不足,甚至在军事前线也分兵屯田,如《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载:

王朗以上的话讲得比较具体而周到。可知到曹丕统治

十二年,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

尚未大规模兴办,更谈不上有什么效果。曹丕在位只六年,且前两年满足于孙权称臣的虚荣,未能乘吴蜀交兵之际,图取渔人之利,及孙权侍子不至,始兴兵致讨。《王朗传》言曹丕于黄初三年征吴,过许昌,“大兴屯田”。辛毗等亦劝丕暂息用兵,“则充国之屯田”。丕于其在位之第六年最后一次征吴返归途中赋诗,亦有“兴农淮泗间”之句,说明曹丕时军屯已开始兴建。前已言及黄初中设置专掌军国支计的度支尚书及其下属机构,也表明了军屯已兴办的事实。只因尚在初建阶段,成效未着,故史书失载。

史既言亮将所能调动的军队全部调出斜谷,并分兵屯田,则屯田地点,当不限于一处。《三国志》卷26《郭淮传》言:“诸葛亮出斜谷,并田于兰坑。”兰坑当在离五丈原不远处。亮当悬军深入敌境,与强大的敌人作殊死战斗之际,犹分兵屯田,以支持长期战争,说明其对屯田的重视,不仅不下于曹魏,且为史册所罕见。这样,怎能说蜀汉忽视屯田呢?亮在渭南屯田所使用的一切工具和种籽等,均需由后方携往,而在刀光剑影、弩张马嘶的状态下耕作,自然难度很大,然而亮却能使“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如此正正堂堂而富有纪律的军队,战斗力不可能不强,而亮羽扇纶巾、指挥若定的从容安详态度,也表明蜀军的粮食供应已大有改善。所以我们对蜀汉屯田的估价不能过低。当建安二十二年,法正向刘备建策进取汉中时就已说过:“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间隙,上可以倾覆寇敌……中可以蚕食雍凉……下可以固守要害”。连法正都有此主张,饱受缺乏军粮之总的刘备自然更知道兴农积谷的重要。

曹叡景初中,蒋济上疏言:“二贼未诛,宿兵边陲,且耕且战,怨旷积年”。说明曹叙统治晚期,临近吴、蜀地区已开办军屯多年,致使士兵与其妻室“怨旷积年”。所以我们说:曹操时期的屯田基本为民屯,军屯顶多也是刚开始筹办。曹丕、曹叡时,民屯继续发展,但也已出现弊端,如曹丕时听任典农治生;曹叡时因兴宫室而劳民伤农。因之民屯的成效受到了影响。至于军屯,则已正式兴办,且有一定的发展。

至齐王芳时,民屯更形衰落,而军屯则有长足发展。司马懿是兴办军屯的主要人物。如前所述,司马懿在曹操时即建议令边防军且耕且守。司马懿不仅十分重视军粮的生产,并且善于发现和使用优秀人才,邓艾就是由司马懿一手培植起来的佼佼者。《三国志》卷28《邓艾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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